李镇西：今天我们怎么做校长

今天我们怎么做校长

（本文为2006年07月08日“西部校长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李镇西（著名的教育学者四川成都市盐道街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博士）：

　　今天的发言是一个命题作文，今天我们怎么做校长。我准备讲四个小问题：

    一、胸襟与情怀

    因为这个主题是我们怎么做校长，我从校长角度来讲，胸襟与情怀，作为一个校长应该有着怎样的胸襟和情怀。今天看到钱理群教授非常亲切，2000年的时候我曾经到钱老师的家里拜访，当时拿出钱老师的著作请他题词，钱老师给我写这么一句话，做有思想的教师。这么多年，一直激励着我，作为一个校长应该做有思想的校长。

西部经济贫困，但精神不能贫困。我始终作为西部的教师也好，校长也好，千万不要自觉不自觉处于被怜悯、祈求，我们精神上应该有自己的尊严。思想源于何处？我认为源于知识分子的尊严感和使命感。有时候我在外面做报告，谈教师成长，每个教师有知识分子自觉的意识，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尊严和使命感。今天上午卢志文谈到教师有三个层次，积极性、责任感和事业心，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使命感。因为事业心更多是自己的一种热爱，使命感则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对于校长来说，应该有这样一个要求。我们这个要求不能要求每个老师，但从校长来说应该有使命感。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四个字意味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个普通教师，也许他一辈子都站在最基层的学校的教室里，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但这不妨碍他以自己的点点滴滴的奋斗推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进而推动着中国的进步。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只能做同样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对职业的态度。因此，我们尊重千千万万一线老师由于种原因对现行教育弊端的妥协，比如对那些至今还不能按时领到工资的老师来说，这样的妥协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是中国教育也需要一批来自一代把教育当做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饭碗的教育者。他们应该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有超越苦难的精神，有披荆斩棘的双手，有遥往未来的眼睛；在他们的心中应该永远燃烧着教育理想主义之熊熊火炬。

我再一次想到了陶行知。固然，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困难是陶行知时代所没有的，但陶行知当年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也是相当沉重的，他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实，陶行知本来已经拥有了相当尊贵的社会地位和相当优裕的生活待遇，他完全可以很体面地在那个社会生活得如鱼得水。但是，陶行知硬是放弃了他所拥有的一切，惟一留下了他对中国教育所寄予的理想主义，然后脱下西装，奔赴乡村，用自己的教育探索，向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发出了呐喊，进行着抗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因此有了一些亮色，中国因此拥有了一位饮誉世界的大教育家！

我们应该把什么样的人奉献给未来的中国？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要为未来的中国培养现代公民，这个答案不是我的答案，是陶行知在1919年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培养公民。

作为西部校长来讲应该有精神的制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克服一些琐碎的困难，包括学校的建设，还要有超越的眼光，要有行而下的操劳和形而上的思考。如何营造精神家园，读书、上网，拓展自己的胸襟和视野，也许很偏僻，但通过一根电话线可以和全世界连接起来。“滇南布衣”是我很好的网友，他在云南偏僻的小学，只有12个孩子。我曾为这个网友专门自费到学校考察，到昆明坐汽车还坐了13个小时，见到他我非常感动。本来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偏僻的，非常闭塞的，那个学校只有他一个老师，当然同时也就是校长了，但他的视野我看远远超过上海和北京的不少老师。靠什么？就是靠读书和上网，他的精神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的视野和精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什么关系，现在没有必然联系。西部学校的校长将有限的资金往什么地方投放？一个学校为什么一定要有水磨石地面，为什么要有塑料跑道，为什么要有瓷砖贴在墙上，为什么要有音乐喷泉呢，看起来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其实我觉得钱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一个学校是不是现代化，不能看到有没有雕塑，钱最重要用在三个地方，教师的工资、藏书和信息技术设备。

　　二、精神与制度

    这里的精神和制度是指民主的精神和制度。民主不仅仅是政治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教育的灵魂。民主精神既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制度。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什么样的方式是民主的生活方式？自由、平等、博爱、妥协、宽容这都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学校我们要营造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核心是尊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就是与人相处的方式，在学校应该营造一种互相尊重的氛围。

具体到民主教育，体现在学校应该在三个层面，一是学校的管理制度、班主任工作和课堂教学。现在搞新课程改革，核心还是民主理念的问题，把学生党人，平等对话。我这里侧重说一下学校管理制度，作为学校能不能有一种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机制？校长也要有一种胸襟。我考虑的是，学校应有三个板块，校务委员会，校长挂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行政班子，第二块学术委员会，由专家组成，由学校顶级老师组成，他们做什么呢？学校所有的职称评定科研评定都由他们来做，校长不一定非要干涉。第三，教代会，是学校大政方针最后的通过，三者应该互相制约。这是不是一种理想化不可实现的境界？其实不是，我这儿举了一个例子，上海建平中学，前一任校长是冯恩洪，他就敢于把自己的权力交给老师，交给教代会。校代会可以否定冯校长任何决议，冯校长是不是没有权威呢，威信非常高。有一年由于特殊的原因冯恩洪想辞职不干了，后来搞了一个无记名调查，全校每一个老师都投冯校长的票，希望他留下，获得百分之百的拥护。

我经常跟老师谈，许多人爱埋怨某某领导不民主，但我们埋怨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在某一些人面前又充当着暴君的角色？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无论哪个中国人，骨子里面有专制的倾向。学校里面从校长做起，从制度入手，慢慢做一些探索。管理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制度的约束，也是校长行为的感染，管理是一种感染。

三、教师与校长

一个学校如何处理好校长和教师的关系，这一点值得思考。那一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章，校长因谁而存在，我认为校长因教师而存在的。现在每个学校都提这样的口号：“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很时尚，我觉得在校长这儿“以人为本”的“人”应该是教师，只有校长以教师为本，教师才会以学生为本，今天上午李希贵局长有一本书叫《学生第二》，在校长眼里面学生第二，首先是教师。尊重要体现在细节上，作为校长怎样和老师相处？我原来没有做校长的时候，给校长提过建议，每次开会，校长说话完了以后问问其它的校长，校长有没有要说的？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好，散会！可是为什么不问问老师呢。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一个优秀的教师一刻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学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学生，现在做了校长，我就告诫自己，一个优秀的校长一刻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或现在依然是一个教师，这一点太重要了。从教25年来，我真是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提升主任和校长一下子说话都不一样了，言谈举止马上就变了，我觉得何必呢？怎么当校长呢？我是这样想的，当时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最反感校长做什么，我现在就不要那样去做，我最希望校长做什么，我现在就那样去做，其实很简单的。学校也应该是教师成功的地方，过去说学校是培养学生的地方。校长要善于发现或帮助教师自己发现，专业发展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有的老师特别擅长上文言文，你在上面搞一点科研，有的老师作文教学，有的老师擅长诗歌教学，有的老师擅长板书教学，在这上面有所突破，把你擅长或者潜在的优势发挥到极至，找到每个老师事业成功或者发展的增长点，不要和其他老师比，就和自己比。

　　四、杰出与平凡

    如何对待学生？一个学校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前一段时间成都商报报道一个消息，说一个叫胡晓鸥在国际上获得作曲大奖，这个奖中国人第一次得到，他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要感谢我，因为胡小鸥曾经是我的学生。可我这和我没关系的，我又没教他作曲。很多时候我们的宣传把很多不属于老师和学校的功劳归功于老师。郭沫若当年读第一所中学就是乐山一中，读了不到两年被排除了，后来去成都读中学，是成绩不是很好，但现在两所学校到了校庆无一不把郭沫若提出来，说我们“培养”了郭沫若。其实，郭沫若到哪儿都是郭沫若！教育对人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话题。大教育家真说不出培养哪些杰出的学生。我们出来的杰出人物很大程度不完全是学校培养的，而是他的天赋和家庭教育，我不是说学校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有限。我说这个的意思是想说，学校大多数是普通学生。看一个学校首先要看对后进生的态度。作为校长心里要想到，我们应该面对多数普通的学生，不是每个人都成为杰出人才，但是每个人有可能也应该成为精神上的巨人，他应该拥有终身幸福的精神生活。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给他这种幸福生活的资源？他从这儿走出去，他有这种资源，他可能是一辈子都是餐馆的服务员，但是他在精神上是巨人。